讀者們和我作夥，空間上從巴西聖保羅城到紐約曼哈頓(Manhattan)地方法院，時間上則從1969年到2014年，由20世紀走入21世紀，好像時空交錯，無頭無尾。所以我最好用結語來向讀者們作一個交代。

本書的結構是用第一人稱來講述四二四事件始末，事實內容的記述，切實符合當時發生情況，以客觀性、迴避政治及自我宣傳性，來作歷史性的交代。在每一章節中，作者加入一些評判，是當時1970年代的斷言，讀者們請瞭解，20世紀發生的代誌，是不能用21世紀的標準來判讀的。

本書初稿於1970年代末就已完成，但一直遲遲未發表，實在有很多顧忌。這一年來(2013-2014)，事件重要人物如賴文雄、蔡同榮相續去世，歲月不待人，本人也已入77年紀，一者不想再「沉冤莫白」，二者感覺應對台灣後代作一小小的貢獻，希望這些經驗能夠傳承後代，作他們日後帶咱台灣百姓，走入台灣人的迦南地的參考。政治智慧是累積的，應記取歷史的教訓，逃避不利，借重有利。

我寫這本書，儘量用台灣話，希望能拋磚引玉，讓大家能發揚光大我們的台灣話，走上台灣本土化，「台灣加油」！Go Taiwan!

自「四二四事件」發生，因為志士黃文雄所用來驚天一擊的手槍是登記在我的名下，我像被「鬼打著」，無端捲入事件中，成為關鍵關係人，而不得不在美國檢調追查壓力下，向承辦法院在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我多年間因此所受到的同志詰難、排拒；同鄉質疑、嘲諷、挑釁⋯⋯，本來我都強自按耐，「吞忍」下來，我認為「槍」的事實就擺在眼前，事實就是證據，「人言」也者，讓它隨風去。

但是自九○年代以後，島內政治情勢變化，隨著海外黑名單人士返鄉運動熱潮，「刺蔣案」當事人當然成為島內反對運動界及政論媒體界極度關注的對象，然而「刺士」黃文雄猶浪跡天涯，另一「受難英雄」鄭自才就有很多發言揮灑的空間了，但是他有關四二四事件的陳述，對我許多悖離事實的指摘，再把我「白白布染到黑」，我開始有了在適當時機要把事實真相公諸於世的想法，因此也展開萬里追蹤，一路查訪的行程，包括訪問當時起訴鄭自才的檢察官本人，鄭自才的辯護律師，⋯⋯並調出四二四案審理過程及最終判決的法院文件，讓原始資料說話。

說起鄭自才的「畫黑漆白」，他在1990年7月《政治週刊》第281期受林康先生專訪〈細數「刺蔣案」來龍去脈〉，是他在台灣對我「有的放矢」的起端。林康請他「談談你應訊的經過」，他說：

「當時大家擬定的策略是由黃文雄認罪，承認開槍，至於我的部分，如果陳榮成不出面作證說是我要他準備把槍帶上來的，陪審團就找不到我涉案的證據。

但是，蔡同榮卻拒絕打這通電話給陳榮成，以致當警方把他從路易斯安那押到紐約後，他就和檢方達成交換條件，由他在庭上認罪，以換取較輕的刑期，陳榮成於是和盤托出，陪審團也就因此判我有罪。」

對於他的自圓其說，我好幾次想出來辯解，但後來都作罷，有四大原因：

(1)對鄭自才來說，他的犧牲已很大。至於他對我無理的控訴，我也不去計較，我想保持一般人對他的形象。

(2)牽涉到美國法律問題。

(3)不願個人的英雄行為，將「台灣獨立聯盟」被美國政府列為非法暴力組織，中了國民黨的計。台灣獨立運動中，聯盟為台灣前途向前邁進，不是其他在海外的任何組織能媲美的，很多組織只是曇花一現。

(4)個人對黃晴美女士為台灣獨立做很大的犧牲，她捲入此場無妄之災，遭逢此巨變感到遺憾。特別是，這不是她自己選擇的人生路。希望她的後半生有幸福的生活。

針對「我和檢方達成交換條件」，鄭自才有什麼證據？已過40多年，我還不知，沒見到、沒聞到、沒吃到交換條件。反而從檢察官所得到的是「不友善的證人」，是對鄭自才及聯盟有利的證人，間接也救了蔡同榮及台獨聯盟。

有關「庭上認罪」：我上法庭作證，是以證人身份，不是被告的身份，沒有罪狀可言。

內人常笑我：「衰 ka 落頭毛，鄭自才『賴』你超過40年，他自己的一錯再錯，都算沒有錯。」

他的無知(Ignorance)，是從黃文雄被制伏，他走過去就開始了。在《共和國》雜誌第54期第16頁(2007年 5月)，他自己也承認，他若無走過去，可能 ma 無代誌。

我個人的看法，鄭自才有六大疏誤，供做參考：

(1)不該用有登記的手槍。當黃文雄的手槍被警探詹姆斯取獲時，他已記住槍枝的登記號碼G42964。

(2)黃文雄被制伏，他見狀想要搶救黃文雄，聰明的人，應該像蔡同榮，急速溜走，就不會有在後續的發展了。

(3)出病院，被押至第十八號警察所，當天下午4時和詹姆斯談話並被錄音，自才已全盤托出，講完後才發現不妙，才再要求律師，但錯誤已經造成了。 以後法利斯就是依據這個記錄，有系統地在法庭建立意圖謀殺之說，並駁斥鄭自才的「放棄說」。

(4)審判時出庭作證。被告有權利不出庭，他卻違反雷律師指示，堅持出庭。

(5)星期三中午到 Peekskill，NY 購100粒點22手槍的子彈，交易完成後，被 Harold Flynn 登記，且立刻向當地警察局報告。

(6)放棄論(Abandonment theory)不被接受。

星期三晚上11點，他和賴文雄(Frank Lai)談放棄刺蔣的企圖(開槍前，兩人還在談話，黃文雄也沒作證他放棄)，沒被陪審團採信，結果所有12位陪審員都認為他兩罪狀都成立。陪審團全體只花不到一小時，就認定鄭自才犯了兩大罪狀！

以上的疏誤，完完全全是沒有壓力的錯誤(unforced errors，見圖解)，簡言之，是自做自受。作者常自嘆，鄭自才為什麼不尊重他人的建言？

我們再回到「誰證明鄭自才有罪？」的題目上，這種自我傷害(self-inflicted wounds)，是相當令人傷心的。作者也常問，那些週遭的同志，諸如王秋森等等，口口聲聲發揮「同志愛」，為什麼不供給自才兄一些政治智慧？自才兄3、40年來，在報章雜誌或電台電視場合，以「打人喊救人」的姿態，說他的被判有罪，都是陳榮成的不利作證，才有如此下場；他一面要作英雄，一面又裝作受害者(victimization)，這種要有蛋糕又要吃蛋糕(have a cake and eat it)的魚與熊掌兼得的宣傳，是眾所不及的超人伎倆，難怪他的攻擊方式周旋在人格謀殺(character assassination)上，效果相當有成就。讀者們若有機會翻閱一些報章雜誌，很容易發現，編輯人先入成見，幾乎百分之百接受「不利證詞」的說法，沒有幾個編輯人會退一步想一想，手槍有登記號碼，證物不會說謊，但人會說謊(number does not lie, people lie)。在自才兄的說詞中，我變成真真實實的爭拼球。(piñata，這是小孩生日的遊戲，piñata是用紙做成動物的型態，裡面裝糖果等，掛在高處，每個小孩們輪流用木棍打擊，直到裡面的東西掉完為止。)

現在我仍和40幾年前的看法一樣，「四二四事件」客觀條件不成熟，計劃不周全，成功率微乎其微，致使受害者犧牲太大，包括提供抵押品的幾個家庭。 當時蔡同榮當主席，他對這事件要負重大道義和政治責任，他不但沒反對這件事，且默默完成己願。他算很僥倖閃避了美國的刑事責任。

整個的事件，對很多人有深遠的影響。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認為我要再回歸故鄉的懷抱，是不可能了。就這樣，我不得不大大修正我的人生方向，有了在美國定居的打算，因此，從那時刻起，我將自己的小孩努力栽培他們融入美國社會，不再像從前，總認為要鮭魚回鄉。我回去故鄉的夢，破滅了。這究竟是一個悲劇或是喜劇的結局呢？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想請問諸君，若同樣的事件和情形再發生一次，你會如何做呢？我不知道別人會如何做，但我，仍然不後悔自己走過了這條各各他的路。

我不後悔自己參與了台灣獨立啟蒙運動，但做夢也沒想到會被抹黑，斷送我為台灣獨立運動再盡力的機會。

對在美台獨聯盟而言，士氣的影響發酵，特別黃、鄭突然出走，內部領導層之轉換，初期學文法商科同志們幾乎一掃而光，領導層轉入技術者主持(technocrats)，對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似乎不太熟悉，政治智慧(political wisdom)之缺乏，對以後2、30年的運動有相當大的打擊。

對台灣局勢，有台灣化(Taiwanization)的喚醒，特別是李登輝先生接任KMT主席和總統職位，後來又有陳水扁8年的執政。但是中國那邊的經濟成長，也給予台灣極大衝擊，有抵銷台灣化的傾向。台灣人去中國求經濟發展，也在意識上深深體會到，他們終究是台灣人，與中國人有相當大的差別，這可由50萬台灣人在上海市集中住在一區，明顯覺察出來。

我們已作夥走過四二四的路程，很顯然，在1960年代，疼台灣的少年人要消除獨裁的蔣政權，一如2014年的台灣青年落腳立法院，討論如何處理出賣台灣的馬政府。

我們沒有機會問：自才兄為什麼做出這一連串的決定(why he did it?)，沒有人，包括作者本人，想去和自才兄爭取舞台，他是一枝獨秀，全舞台由他自導自演(Credit due to him solely.)。反言之，自導自演也要自擔，他該自己揹上比木材更重的鐵十字架，走各各他的路。

他拒絕第一流律師的勸言，自己對副檢察官的詢問，常常有所出入，使他個人不成比例(out of proportion)地浪費資源，更使疼痛和愛顧他的人嘆息。

俗語講「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本書的資料搜集，有關人事約談、場地考察，費時費力，幸有許多親朋戚友鼓勵關心，這些沈默的英雄(unsung heroes)，無法一一列舉姓名，借結語一章表示感謝。吳滄洲夫婦從1979年開始幫忙，是我從商的啟蒙者，是我的至交，還有路州 New Orleans 的朋友們：呂世興夫婦，李清根夫婦，吳建信夫婦，王天合夫婦；舊時奧大同志，陳唐山夫婦，李賢淇夫婦，邱震華夫婦；舊日聯盟同志侯榮邦等，我都要萬分多謝。

最大感謝屬於前衛林文欽社長，他對本書從書名、封面設計到內容文字修飾，都提供了專業道地的編輯人意見，並且予以出版。

另外，我也要感謝在華爾街(Wall Street)工作的兒子奧利佛(Oliver Chen)，他慷慨解囊，寄付一切出版費用。

書內文責全由作者本人自負。

2014年4月10日脫稿於波士頓(Boston,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