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的人／潘宗儒

認同的追尋

一家四口在盆地邊緣搬遷過好幾次，我在台北生活成長。中學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漢人（而且是身為一個完全不會意識到原／漢差別的漢人），父親是屏東內埔客家人，起初以為母親是閩南人，閩南語、炷香、祖先牌位、觀音、紙錢……，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

十二歲的時候改從母姓，我有了官方的原住民身分1。那時候，「原住民」三個字對我來說好虛無，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沒有概念的三個字。那個時候，同學友人會問我：你會不會說族語？不會。會不會打獵？不會。會不會喝小米酒？不會。甚至會問說會不會騎山豬？這些無謂的山林想像，顯得有點荒謬。我的腦海是一片空白，原初的社會已經離我多遙遠了，遠到我已經想像不出來，甚至已經沒有記憶，不僅僅失去身體的能力，也已失去言語的能力。我也不可能再回到經歷過幾個世代、政權更替的那個過去了。

高中的時候，偶然讀到了莫那能的詩〈恢復我們的姓名〉2，他不斷地問：

我們還剩下什麼？

是在平地顛沛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

在我身上一點「原味」都沒有，經過時代與強權的沖刷，與漢人沒有差異，被同化的命運，我的祖先他們是如何選擇生活的方式，到現在的我們連一點文化的影子都沒有，就像一個漢人一樣，從語言、文化到行為都一模一樣。當我在批評國家福利殖民的思維的同時，我也還得感謝國家的福利政策，使我的父母有一個契機，想讓我擁有官方原住民族的身分，如此我也才有機會喚醒我的族群意識。若我從來未曾經歷過升學優待制度帶來的標籤與質疑、族群認同的矛盾，我大概如同大多數人一樣，過著毫無感知的生活。

十九歲的時候，我來到台灣大學這個地方，自由學習的殿堂。學長姐照著新生名單，打了電話給我，告知有原聲帶社這個社團，邀請我參與活動。會參與的原因，講慷慨激昂一點就是，血液裡隱隱約約的召喚；或者可以很現實地說，有那麼一絲絲覺得來了原住民的社團，那些社會福利跟加分好像會正當一點。

起初我就只是坐在一旁，很安靜，心理的「他們」與「我」有著很強烈的界線，自己那個完全沒有「原味」的自卑感作祟。真正覺得自己好像可以說出來我是原住民，也才是這兩、三年的事情而已。在那之前類似「躲在櫃子裡」的難受，比起同志的身分，不能說更痛苦，但卻是更漫長而模糊地作痛著，也並非污名附加在你身上，而是難以認同自己，就連那些負面的記憶你都未曾擁有，唯一擁有的即是加分與福利政策。

藉由參與原聲帶社年祭，我第一次有機會投身在文化實踐的場域，儘管大一的時候是初鹿卑南族、大二是三地村排灣族、大三是德高阿美。原聲帶社帶給我的文化衝擊，也就是我稀薄的部落經驗、文化經驗，開始構築我對族群的認同。過去的族人並不會有族別、泛原住民族的認同，而是從自身部落開始擴展認同，僅會先認為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部落的。但是在我身上，我是從泛原住民族認同開始建構起來的，至於官方身分的排灣族，我還沒有那麼深刻，更遑論我的部落在哪裡是什麼。記得我大一年祭成年禮唯一說的一句話：「我要找回屬於我自己的那一部分。」

模糊的族群邊界

如果有一天

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

藉由一位同是滿州的學長，我才知道「斯卡羅」的故事。三百多年前，卑南族知本社人南遷瑯嶠（恆春一帶），曾與原居於此地的排灣族（如蚊蟀社）發生衝突，由於擁有龐大勢力且擅下咒，當地諸族墾民皆紛紛臣服，以「斯卡羅（乘轎者）」稱呼這一支外族。斯卡羅漸漸成為當地統治階層，並與當地排灣族人通婚，逐漸排灣化，後代認同也漸為排灣族。往後，瑯嶠阿美族人部分回流至台東，影響馬卡道及漢族移居斯卡羅頭目家系的地盤，混居、通婚、共同耕作，斯卡羅族權勢逐漸式微，加上日本統治時代將恆春地區平地化，斯卡羅族及所轄的排灣族、阿美族，一律改稱「熟蕃」。在清代漢化、日本皇民化，與國民政府不當的山地政策之下，造成部落文化流失殆盡，人們喪失原有的認同感，世代的文化傳承戛然中斷，族群意識也沉沒在歷史的洪荒之中。　

從出生到現在，漢族在我血液裡未曾消逝，加上排灣化的卑南族的認知，卑南、排灣好像都沾上了某種心理認定。在恆春一帶的族群複雜程度，似乎馬卡道、阿美族也成了可能，姓氏同一的「潘」，排灣姓「潘」、平埔也是，恆春阿美亦是。曾經有平埔前輩對著我說，那你有沒有可能是馬卡道的？你的臉孔很相似。從前總是有太多的人認為我不像原住民，排灣喔，不像啊，心裡總是有些失落，後來開始有人會認為我像是馬卡道，不管是臉孔、膚色上的親近，還是文化流失上的親近，後來自己也認為這些官方劃定族群邊界與身分別不是很重要，早先時代的學者亦曾有卑南、排灣、魯凱劃為同一族與否的討論，何況那是殖民者下的分類。可以顯見族群之間是有邊緣模糊的地帶，不管是在血緣上或者文化上，重要的核心還是我認為：「我是誰？」

我們的姓名

在身分證的表格裡沉沒了

未竟的戶口調查，似乎得要指認一條血脈，心裡才有一個錨，向下挖掘與深根，生命是否會不再飄蕩？從日治戶籍裡，寫的是「熟」，是「蚊蟀社」，我可能是排灣化的卑南族，或根本是排灣族，也或許是阿美、是馬卡道，更無疑的是客家、是漢，然而在這多重的認同間，我必須做出選擇。做一個生活在「大漢」之中的「小番」3，我們除了看見原住民族在結構之中的脆弱性，更應該看見其復原力及韌性，原住民族不只是救助的依賴者，不是安於被殖民地位的弱者。放回文化裡的價值、重拾原住民族的世界觀，原住民族傳統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知識與能力，更需要被看見。我永遠選擇站在高牆的對立面，它或許不是蛋殼的脆弱，而是雞蛋裡的靈魂，更可能是一抹鹽巴的味道、一把泥土的氣息4。

沒有名字的人

參與原住民事務雖然還沒有多久，但也不是一、兩天的事情，常常都會有人問我：你的族名是什麼？當我說沒有的時候，總是帶著一點遺憾與慚愧的心情。有的時候還會被勸導，取一個吧，去找吧，要有自己的名字比較好。我總是默默地聽，因為我是知道的，我巴不得趕快換身分證，換臉書的名字，換掉所有。名字不只是稱呼的方式，它標示了族群身分的認同，也等同於大聲地宣示了族群文化與權利。　

先說說我的漢名吧。剛開始有意識到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文化衝突的歷史時，我很厭惡這個名字，厭惡這個姓和名。中學的時候，我不喜歡「潘」這個姓，因為「番」，我們被教導「番」是歧視性的用詞，所以我不喜歡「潘」這個——殖民政府強加的——姓氏。我也不喜歡我的名，宗儒，就彷彿認祖歸宗只能有儒教那般的霸道。但現在「潘」這個承襲母親的姓，卻是我唯一與原住民族連結的姓氏，這三個字之中唯一隱約的線索，而「宗儒」是祖父精心挑選的也無可厚非。

之前也取過兩個排灣族的名字，但我不想要使用，因為我覺得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那兩個名字對我來說沒有記憶、沒有情感，命名者甚至跟我沒有關係、不認識我，我也不想要隨便地把名字拿來使用，我想找到真正屬於我的名字。

我問過我的母親，我想要有一個族名，她竟然說就隨便取山豬或飛鼠就好了，我沒有生氣，但我也沒有說話。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我心裡一直這樣想著，母親對傳統文化的斷裂與無知，也就代表了滿州現在漢化的狀態。跟其他原住民青年談話時他們總是說，與父母問及原住民事情的時候，那個關係好像拉近了，但是之於我卻是越離越遠。

我清楚記得一位滿州永靖的青年跟我說的話，他說如果這樣，我寧可當漢人，原住民的身分我寧可不要。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那樣的感受。但是你甘願嗎？我不甘願，我不甘願歷史就這樣被殖民者消磨，我不甘願自己輕易地選擇身為大漢——這條阻力最小的道路。我也記得另一位原住民青年在一次凱達格蘭大道上的遊行曾問我「tima su ngadan」5，我說「我沒有族名」，「抱歉」他說。那個抱歉我一直記得，到現在都還記得。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這個名字和沒有名字的狀態，會一直讓我記取那被抹去的過程，也希望別人能夠記得有人「沒有名字」。

註 1 ：根據《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款：「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而台灣以從父姓為主，造成漢父原母所生之子女，須由改為傳統姓名或改從母姓始得原住民族身分，而原父漢母則並不用經過改姓或改傳統名的程序，顯見台灣的法律制度的從父制。

註 2 ：文中三段引詩皆出自排灣族詩人莫那能詩作〈恢復我們的姓名〉。

註 3 ：典出自舞鶴的《餘生》：「無聊時晃來看看我們小番怎樣生活在你們大漢之中」。

註 4 ：原民圈常流傳一些像是：唱歌要有鹽巴，意思是唱歌要有味道，要有老人家的味道；也常常說要有土味，那是對土地的情感，對山林、對文化的嚮往。

註 5 ：排灣語，「你叫什麼名字」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