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室裡的工人之女

我出生在高雄市小港區，日常生活總是伴隨著巨大的飛機噪音，以及聯結車經過門口時引發的震動與揚起的沙塵，加上住家附近的公車班次與數量都少，因此大型聯結車對我來說，就是出現頻率與公車相近的車種，從小走在路上，我對於從身旁經過的聯結車總是習以為常。直到上了大學，同學將我用力拉離呼嘯而過的聯結車時，我才知道原來身旁時常有聯結車經過，並不是這麼稀鬆平常的事。

我的父親是一名拖車師傅，他的工作是製造與維修拖板車，也就是人們所稱的黑手。

我出生的環境與父親息息相關，我們家居住地的考量，也是為了父親上班工作方便而選擇在工業區附近。也因此，我無論是國小走路、國中騎腳踏車、高中被父親用摩托車載著跨區上課，這些砂石車工作服的景色，就是我通學路上最平常不過的風景。我從來不清楚父親具體的工作內容，只隱約知道這些從小常見的聯結車、砂石車等工業用車，是父親「做」的。

我的父母都來自農村家庭，他們小時候的生活並不富裕，也因此，我的家庭生活受到兩人的影響，顯得簡單樸實。

我的雙親都不菸不酒不賭，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大多價格低廉、實用取向；我們的家庭出遊不太會選擇需要付入場券門票的地點，自己開車出門是唯一的交通選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用餐時間是吃家裡自己煮的東西；每天都要吃米飯；早上六點前起床、晚上十點前就寢；而對於水、電的節省是根深蒂固的、近乎執著的生活習慣。

小時候的我，除了成績，從來不懂得跟別人比較什麼，也許是因為同學之間的成長背景差異並不大，而幸運地，我的家庭生活雖然勤儉樸實，卻從未物質匱乏，所以一直到國中，我清楚感受到自己與同學的差異，只有別的同學懂得去買五月天的正版CD，而我則是向同學借回家用卡式錄音機轉錄，如此而已。

高中時期我離開小港區，到高雄精華地段的苓雅區就學後，才開始感受到自己在生活與消費上的習慣，與其他同學有著明顯差異。第一次跟同學走進氣氛很好的簡餐店時，我對於花一百元以上吃一餐的行為暗自心驚。而對於文化活動的消息，也總是遲鈍又陌生，我與同學家庭背景之間的差異開始浮現。

上了大學，接觸社會學之後，「階級」這個詞彙串起了我成長過程中每個從未特別注意過的細節，向我「證實」自己其實是個工人子弟，而父母親在我從小到大許多時刻刻意強調或抹消「工人家庭」痕跡的行動，也一一浮現。

回想小時候，家裡雖然在零食、娛樂行為上嚴格限制預算，但父母卻從未拒絕我任何買書的要求。我的父母親都是國中畢業，對於我在課業上的學習，他們能提供的直接協助有限，但對於一個孩子應有的理想才藝或對未來學習有幫助的課程，我也一個不漏的都學過，鋼琴、芭蕾、畫畫、珠算、英文班，雖然因為家裡只有我在學，沒有氛圍也沒有動力，所以從來沒有一項可以稱得上學習有成，但不管我是不是真的有興趣學習，他們在孩子的才藝、課後補習上從沒有吝嗇過，在我拒絕上課時，也嚴厲教訓過我。

我對於「階級差異」的鈍感，絕對不是偶然或巧合，因為成長過程中，我在物質生活上與同儕沒有顯著差異，在校成績更是從未感受到先天的不足。我的父母一直以來努力傾盡自己的資源，為孩子補足文化資本，這點是可以肯定的。

從小對於階級差異幾乎沒有察覺的我，大學開始接觸社會學，第一堂課就帶給我莫大的震撼。我所出身的家庭背景「工人」，成為一個專有名詞，有完整的定義、有判斷的標準、有統計數字、有眾多與氣質、慣習、行為與特性的分類研究，也有在總人數中所占的比例別。「工人」一詞從父親職業欄的答案變成實感的、代表著自己的、與其他人不一樣的人群分類。

到了研究所，我為了撰寫論文重新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才發現，「工人階級」之所以沒有成為顯著影響我的因素，是因為我的父母從來不曾將工人身分視為我們一家人的出身背景，而是將父親的工人身分視為對比的借鏡，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成為一種被諄諄告誡為不能複製的他者。

從小到大，我對於父親的工作內容、他的同事、他在工作中遭遇的挑戰與挫折，一概不知，只能從他衣服身上的破洞、偶爾被媽媽開玩笑說「重聽」的耳朵聽力、以及越來越難負荷高強度運動的膝蓋等跡象，來認識父親為了在這個行業立足、為了養家活口所付出的代價。

這些模糊的線索一直到我就讀研究所不得不寫論文，才有機會認真面對，並且開始拼湊父親與他的工作圖像。

也許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談起最初的動機或原因，都現實的令人不忍直視，但不能否認的是，這個現實的理由引導我開啟生命中最珍貴的一段時光。

田野現場的焦慮、愧疚與領悟

回到副駕駛座上的我，心情是自田野訪談工作以來最忐忑的時候。剛開始研究時，我帶點狂妄的志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揭發這些師傅勞動現場的辛苦與不平，並藉著這些師傅的生命經驗與職業生涯，來批判學歷至上的心態與技術教育的盲點。但隨著訪談與接觸的師傅逐漸增加，那濃縮在一至兩小時交談中所觸及的數十年生命菁華，讓我不得不檢討自己的無端自大。

觀察與描寫工作現場，在我的研究中是舉足輕重的環節，因此我免不了現場的蹲點工作。通常我都是拿著相機，一邊避開地上堆放的工具、機械零件、鋼材與四散的火星，一邊觀察師傅們的動作並拍照。有時候甚至不知道自己要看什麼，就只是蹲在師傅身邊，任憑切割鋼材的巨大聲響與賣藥電台的天花亂墜帶著自己的思緒載浮載沉。

因為不能打擾師傅的工作時間，我的訪談通常都是在他們吃飯、睡午覺的一個小時間進行，每次只針對一個人訪談。

在炎熱的夏天，我與受訪師傅避開其他在地上鋪著紙箱或自備涼椅準備午睡的師傅，尋覓工廠角落的電扇附近坐下，用著不大的音量對談。此時工廠靜謐的只會有工業電扇運轉的聲音，直到有人再度打開收音機，用賣藥電台的聲音宣告短暫的午休時間結束。

每次聽到賣藥電台再度響起的聲音，看到眼前受訪的師傅伸伸懶腰、準備工作的樣子，就忍不住為自己又剝奪了他們的休息時間而感到愧疚。

師傅們對於我這個「只拿得動筆」的研究生可謂款待有加，不僅有問必答，在工作現場也處處顧慮我，擔心我的安全。要不是我偶爾還有幫忙找工具的功能，在工作現場的我，就是個一無是處的大型障礙物，讓我不禁質疑自己研究的意義。

某次田野觀察，我照例蹲在一台製作中的平板車台下方，斷斷續續地思考論文的構成與需要的素材，當時工廠有一對聾啞夫婦，兩人在工廠中主要是合力製作平板車台。這對夫婦的丈夫拿著兩個空著的線圈紙捲互相拍了拍，敲掉上面的灰塵，放在地上並友善地對我笑著，示意我可以坐在那上面。

那一刻我簡直無地自容，越是受到受訪者友善的對待，就越是焦急掙扎，總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個有意義的、不負這些師傅善意的研究。不過，這樣的想法越是強烈，就越容易在膠著時陷入低潮的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