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自己土地上長出來的食農教育

「校外的體驗有其地理、藝術、文學、科學，以及歷史各方面的因素。所有的研究都源自一片土地，以及根植於這片土地上的生命。」——杜威（John Dewey）

我的老家在新竹市香山區的樹下腳，小時候家裡的三合院還沒拆除，午後陽光灑在稻埕上，稻穀日曬後散發出來的香氣，是我最難忘的童年氣味。後來，三合院拆了，老家後的稻田也早已休耕多年。

國小時我隨父母搬到新竹縣竹北市，爸媽開打字行，我則在竹北就讀新社國小。每天上下學我都會經過一家位於中正西路上的新社農藥種子行，店門口常擺些蔬果盆栽，但我從沒進去過，也不曾聽聞學校老師、同學談過這間種子行的事情。直到後來我當了記者，接觸教育、農業領域後，才知道我兒時每天經過的新社種子行大有來頭，他們費心保留及販售在地品種。

現在已經退休的臺大農藝學系教授郭華仁說，這間新社種子行收集的在地品種，非常適合農民市集發展有在地特色的農產品。像是做客家料理的「芋冬瓜」、做雪裡紅的「竹北扁甲刈菜」、做長年菜的「甜大菜」，都是地方特色品種。還有白蘿蔔的地方品種「金交」，客家人用來曬蘿蔔乾，但因為這品種體型小，市面上不容易看到。

我讀的新社國小附近還有一棟黑黑舊舊的老房子，上頭寫著「采田福地」，小時候我只聽過那是間土地公廟。長大才知道「采田福地」是平埔族竹塹社人的祖祠，奉祀竹塹社七姓歷代祖先，而且是清乾隆皇欽賜興建，全臺僅只一家。這是竹塹社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見證。根據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習俗，每年農曆三月十六日與十一月十六日是祭祖的日子，由頭目準備麻糬、酒，以及豬、雞、鴨的生肉為祭品，進行走田（類似賽跑的競技活動）等習俗，跑完後大家聚餐，各吃一片薄生豬肉。但近年來，這些道卡斯族的傳統祭祖儀式已經逐漸式微。

我在撰寫本書時，讀文史工作者劉還月寫恆春半島的故事，裡頭也提到平埔族文化的祭品特色。恆春鎮墾丁路文化巷尾有間「龍鳳鎮寶座」小廟，拜「八寶公主」。這位八寶公主跟白人乘船上岸後被當地的平埔族龜仔甪社殺害有關，傳說八寶公主是登陸船隻船長的太太，遭殺害後身上的八樣寶物被取走，因此被稱為八寶公主。據說八寶公主顯靈託夢給當地漁民，說要留在臺灣，地方上因而蓋小祠恭奉她。每年七月普渡，龍鳳鎮寶座的祭品中有用酒醃的生肉，便可能是受到當地平埔族馬卡道族文化的影響。

新社農藥種子行與采田福地，都在我讀的新社國小附近，但我兒時渾然不知它們有什麼特別，直到長大後採訪食農教育主題時才驚覺，原來在地就有珍寶啊！在臺灣推動食農教育，最好的資源正是在地的文化傳統及社區居民！

國小階段我沒上過安親班或補習班，只有在小學六年級時，跟朋友去過一堂英文試聽課。當時我的四個堂哥都讀新竹市區的三民國中，因為那所國中剛成立，很注重升學，於是我也被送去那就讀。

剛上國中時，英文老師第一堂課是這麼開場的：「你們小學時應該都去補習班學過KK音標和英文字母，我就不教這些了。」可是我當時完全不會KK音標和英文字母，只好用注音符號強記英文發音。我當時很痛恨英文老師那份「理所當然」的姿態，現在回頭來看，那也是種城鄉差距下的文化衝擊吧。因為課業跟不上進度，我開始補習，國高中生活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補習班度過。

如果受教育讓人跟生長環境變得疏離，到頭來仍得要花上好長一段時間，重新尋回自己的「本色」。假使孩子天天總是往返在上學和補習的途中，那麼對生長環境無所感、對土地沒有眷戀，也就不是太難想像的事情了。

臺灣說大不大，親近大海原野並不算太難，教育的方向應在於維護孩子的「本色化」。臺灣教育改革先驅黃武雄所寫的《童年與解放》和《學校在窗外》，念茲在茲的無非就是要維護孩子的主體性，給孩子留白的時空環境，呵護他們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拓展他們的經驗知識。大人的角色應是多帶孩子接觸在地環境，包括飲食、農業、生態、文化傳統等，都是讓孩子成長、豐厚的最佳養分。從自己的生活周遭學習起，也是食農教育的一項目標。

本書的第一部分「歷史篇」的任務設定是，試圖整理臺灣從戰後至今有關食農議題的脈絡轉折，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來理解：

一、人與食物的關係。臺灣人從吃蕃薯、米為主食，逐步轉變為以米、麵食為主食，不盡然是個人飲食習慣轉變，還包括文化認同、營養科學、國際貿易等因素。

二、農業與工業的關係。以農養工政策，是臺灣在戰後重要的發展歷程，農業被犧牲之後，不但沒有得到回報，也沒有重新大規模地思考農業與工業的關係，以及臺灣需要什麼型態的農業。

三、國內農業與國際貿易的關係。美援是最重要的因素，臺灣在戰後有段時期以糧食自給為目標，但是一九六○年代末面臨國際貿易的壓力，其實主要就是美國的壓力，逐步開放國外農產品進口，一九八○年代末的農民運動便是在這脈絡中湧現，而糧食自給率逐步下滑也與此密切相關。

在推動食農教育時，臺灣並不是空白的容器，而是有特定的歷史脈絡。與其他米食文化的國家相比，為什麼臺灣的食米量最低？根據農委會統計，二○一六年臺灣每人平均食米量只有四四．五公斤，而一九七四年的平均食米量為一四○公斤，才經過四十多年，國人對米食的需求只剩三分之一。

西方國家的主食本來就是小麥，而米食文化的國家受到大量農產品進口的影響，才出現糧食自給率過低的問題（二○一六年，以熱量計算，臺灣的糧食自給率為三一％），這不只是個人或民族飲食習慣的問題，還有國際農產貿易壓力的問題。但臺灣跟日本（食米量年平均約六○公斤）、韓國（食米量年平均約八○公斤）一樣受到美國農產品進口影響，為什麼臺灣的食米量最低？

為什麼要推動食農教育？

推動食農教育的切入點，若從飲食教育、農事教育、環境教育等不同的角度出發，可能會有很不同的見解。例如，臺灣健康營養教育推廣協會在舉辦「食農營養教育師資培訓班」的宣傳文稿上便寫著：「若分析現今多數的食農教育範例，不難發現比重上仍是『農育』多於『食育』。」積極推動食農教育的教授張瑋琦則主張，食農教育與農村、農業發展密不可分，她曾撰文寫道：「國內對日本〈食育基本法〉及其相關政策的了解，多囿於片面，或窄化之為健康飲食教育，或將之等同於飲食安全政策。」觀樹教育基金會主任江進富則認為，「食農教育其實就是環境教育，因為食農與碳排放、氣候變遷等環境議題相關。」

食農教育的飲食、農業與環境面向，各有不同團體加以強調。本書的第二部分「哲思篇」便是要談，臺灣需要什麼樣的農業？臺灣的飲食文化是什麼？我們土地的極限在哪裡？透過這三個議題的思辨歷程，來勾勒推動食農教育的願景。

糧食靠進口有什麼不好？臺灣最多可以達到多少比率的糧食自給率？要怎麼衡量農業的「產值」？這些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但是在二○○五年制定〈食育基本法〉的日本曾有大量論辯，過程中也形塑了他們推動食農教育的方向。此刻我們論辯這些課題的深度，將影響我們對臺灣農業的願景勾勒、對臺灣食物的感受體會，以及推動食農教育的方向。

臺灣在推廣食農教育時，會從國外尋找思想與行動的素材。卡羅．佩屈尼（Carlo Petrini）在義大利推動慢食運動，他的主張是，向文化傳統知識找資源。因此，臺灣的飲食文化除了食譜料理，還包括在地食材與風土，對風土的認識越豐厚，就越有可能形成支撐「臺食」的文化骨架。

一九八○年，黨外立委黃順興在立法院質詢時關切農民所得問題，他從農家收入談到農業與工業的關係，以及人類經濟活動與環境污染的關係。他主張臺灣要建立自給自足而健康安全的農業，「我們必須認識成長需要受環境約束，農業問題並不是獨立的問題，如何保持生態的均衡，並建立自給自足的『超工農業』糧食生產體系（亦即非工業化的有機農業），已是刻不容緩的事。」

黃順興的這個說法放在今日，一點也不過時。有機農業理念在臺灣已流通三十多年，近年每當食安問題爆發時，總會接著談到有機農業，但是為何市面上的農產品有九成九都還是由慣行農業所生產？為何有機耕地至今仍只佔全臺耕地面積不到一％？

行動所體現的價值

學者顏建賢等人合寫的〈我國食農教育推動策略之研究〉提到，二○一二到二○一四年間，全臺約一半的縣市有推行食農教育，辦理機關多為教育局處，其次為農業局處。而在推動單位上，除了政府部門，主要便是農會（含四健會）及國小有在推行食農教育。

這些機構表示推行食農教育遇到的困難大致有六點：一、缺乏相關法規制度；二、主管機關尚未明確；三、經費不足；四、學校及教師對食農教育缺乏認識與種子師資不足；五、缺乏系統性食農教育教材；六、各單位推動食農教育零星且未整合。簡單來講，就是沒有法、沒有人管、沒有錢、沒有人才、沒有教材、沒有整合。

然而，在各種不便之下，仍有許多團體重視食農教育，紛紛推出相關活動或課程，地方政府也推出相關政策，例如臺北市長柯文哲在選前就以「田園城市」為政見，計畫推廣「可食地景」，他當選後就以臺北市府前的廣場為示範區，鼓勵民眾認養栽種作物，吸引許多媒體報導。當時我曾採訪連江縣政府的食安政策，縣長劉增應也呼應時事，幽默地說臺北市要推動田園城市，開放臺北市府前廣場當菜園，其實馬祖的縣府前就有一片兩公頃的菜園，在地居民已經在那邊種菜四、五十年了。

二○一七年九月，新竹市政府也宣布要推動「社區可食地景」，預計培訓一批種子教師，推廣到全市的一百二十二個里，以「一里一可食地景」為目標。當我看到這則新聞後，有次回新竹時，跟我那在客雅溪畔用自己一小塊地種菜的三姑姑說：「市長最近說要推動社區種菜，妳在社區種菜十幾二十年了，妳算是老先覺，走在時代前端耶！」

如果只從行動上來看，一樣是在地方政府前種菜，為什麼臺北市政府一推行就吸引媒體報導？一樣是在社區種菜，為什麼平凡人家種菜是「種菜自己吃」，而地方政府推動就叫做「可食地景」，差別是什麼？這些行動所欲體現的價值是什麼？

以食農教育之名推動的各種課程、活動所執行的行動，背後蘊含著什麼樣的核心價值？是為了申請補助、吸引媒體報導，還是面向參與者的日常生活？當然，我並不是要批評補助與報導，而是說這些種種行動背後豐厚、深刻、廣闊的價值，要如何透過行動體現出來呢？這也就是本書第三部分「行動篇」所要討論的主題。

在地脈絡中的實作

關於實作行動的重要性，可以參考美國教育學家杜威在《民主與教育》中所言：「學校裡的園藝、編織、木工、金屬操作、烹飪等，是把人類的這些基本關切包括到教材裡，但絕不是只有訓練謀生能力的意義。如果一般大眾會覺得，自己從事的產業職務不過是為了維生而必須忍受之惡，問題不在職業本身，而在進行工作的環境條件。」

杜威的教育觀最常被簡述為「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他之所以強調實作，目的在於啟發參與者思考人與環境的關聯。以園藝為例，「不必當作培養未來園丁的功課來教，也不必當作一種愉快的消遣，而是藉此打開一條知識通路，使學生理解農業和園藝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以及兩者在當前社會組織中居於什麼地位。」

前農委會主委曹啟鴻在二○一六年底上任之初，曾經重新定位農業。他提出重視永續環境的農業政策，預計要在二○二○年底前，達到友善環境耕作面積一萬五千公頃。早年他在屏東縣長任內，便以重視生態環境著稱，在他卸任前出版的《生態治縣．幸福屏東：曹啟鴻執政手記》裡提到，他之所以重視自然生態是因為受到前人啟發，其中作家陳冠學特別讓他難忘。

一九三四年出生的陳冠學，早年擔任教師，四十七歲辭去教職回屏東老家務農、寫作，他的代表作《田園之秋》獲獎無數，被評為「臺灣文學史上最光輝燦爛的田園隨筆」。「屏東有幸，出現過一位足以在心智及作為上媲美梭羅的作家。」曹啟鴻這麼形容陳冠學。一九八一年，陳冠學辭去教職後，競選省議員，提出「保衛大武山」的政見，反對大武山的濫伐政策。雖然最終競選失利，但此舉讓曹啟鴻印象深刻，「自小到大，從未聽聞過有人拿屏東的生態作為政見。」

曹啟鴻早年擔任國中教師時，便帶入自然生態的元素。他帶學生到學校附近踏查，認識家鄉的稻田、河流和動植物，這是他心目中的鄉土教育，「失去生態平衡的地方，永遠是惡地；缺乏生態平衡環境的人，永遠是無根之人。」一九九○年代之後，屏東的國中小推行以社區為本位的生態教學逐漸普及，曹啟鴻認為目前學生比三、四十歲以上的民眾更有生態環保認知了，但是他也感慨，「假使這類鄉土教育早二十年甚至四十年開始實施，現在屏東人對於經濟發展的觀念，會有很大的差異。」

其實不論是鄉土教育、生態教育或食農教育，如果不是從自己生長的土地出發，不是由在地脈絡中發展出實作，要如何在人們的心田扎根呢？那麼，現在臺灣推動食農教育所面臨的食農現況是怎麼形成的？在這個基礎上，為何要推動食農教育？怎麼推動食農教育？關於這些課題，你我都不是從零開始摸索起。前人的思想與行動積累，一代接著一代傳遞、延續著，就看我們怎麼承接與開創了。